北魏佛教及石窟造像的历史


  鲜卑族的拓跋洼在公元三八六年自称为“魏王”,建立了北魏政权,兼并山西北部的各部落,并进而攻河北省的大部和山东、河南的一部分,掠夺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;公元三九八年起定都平城(今山西大同),自称皇帝。拓跋氏在河北山东一带掠夺的人口,被强迫迁徙到人口稀少平城附近。这些人口中间有蒋少游那样的通晓多种技艺的工艺家;同时,长期以来在河北一带已甚普遍的佛教,也开始自燕赵一带大量流传到平城,而且随着北魏政权的巩固,发挥了它的作用。明元帝拓跋嗣的时期提倡佛教,“京邑四方,建立图像。仍令沙门敷导民俗”(《魏书》卷四,《释老志》)。而来自河北的和尚法果也明确地宣称:皇帝就是“当今如来”,和尚也应该对他致敬。
  凉州(今甘肃,包括敦煌地区)自前凉。公元三○一—三七六年)张轨的时期,佛教已有较大的发展。公元三九七一四三九年占据张掖一带的匈奴人沮渠氏的北凉时期,凉州是很多有名的佛教徒聚居的地区。例如来自中亚、翻译了大量佛经的昙无忏,在麦积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的玄高,玄高的学生玄绍长住炳灵寺,都是凉州有名的和尚。今酒泉文殊山还保存了沮渠氏时期的佛教遗迹。公元四三九年,北魏太武帝灭凉,徙沮渠氏的宗族及吏民三万户(或作十万户)于平城,据说:“沙门佛事,皆俱东,象教弥增矣。”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
  太武帝拓跋焘的时期,道教徒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取得皇帝的信任,曾采取排斥佛教“灭法”的政策。灭法期间(公元四四六—四五二年),佛寺经像被毁,和尚被迫还俗,玄高亦被杀。
 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,于兴安元年(公元四五二年)十二月,下令恢复佛教。在灭法期间隐匿起来的和尚师贤和昙曜,先后担任了统领佛教事务的官职,此官职先名“道人统”,由师贤任之。师贤死后(公元四六○年),昙曜代之,改名为“沙门统”。师贤和昙曜都是当年来自凉州的和尚。在恢复佛教的同一年,曾按照拓跋濬的身材,雕造石佛像,据说,石像的脸上和身上的黑斑,和拓跋溶身上的黑子一样。兴光元年(公元四五四年),又下令在五级大寺,为拓跋濬以来的五个皇帝铸造了五尊硕大的释释迦像,都是高丈六,用了赤金(铜)二万五千斤。这些举动都说明北魏流行的思想是帝王即释迦,佛教和政治在当时是密切结合的。
  昙曜作了沙门统(公元四六○年)以后,为佛寺取得剥削农民的权利,向皇帝索取了一部分户口为“僧祇户”(每年纳谷六十斛)及“浮图户”(为佛寺服役并从事生产劳动);翻译了一部分佛经;而他在佛教活动中最大的工作是主持开造了世界驰名的、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云冈石窟。
  文成帝拓跋溶的父亲(拓跋晃)和儿子(献文帝拓跋弘)都信仰佛教,与僧人有交谊来往,并大修“功德”。他的儿子诞生的一年(皇兴元年,公元四六七年)拓跋弘在平城修建了永宁寺,其中构七级浮图(七层的佛塔),高三百尺,据说:“基架宽敞,为天下第一。”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,高四十三尺,用赤金十万斤,黄金六百斤。不久(公元四六九年前后),又构三级十丈高的石浮图,上下都是用石块按照木构建筑修成的。他在公元四七一年让位给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,自己就以皇帝的父亲的地位成为积极提倡佛教的虔诚的信徒。因而,在他的影响下,北魏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大大地发展起来。